這一年來，極左思潮與極左勢力，死灰復燃，愈發猖獗。這邊廂，草根毛左不明所以，挾帶著政治失意與社會怨憤，叫囂乎東西；那邊廂，高校中早已退場沉寂的文革餘孽，乘勢冒頭，作跳樑小丑狀，隳突乎南北。不僅喊打喊殺，在國家政治與國家間政治層面，四面出擊，而且，頗有掀起某種「運動」，經由首先整肅知識界與退回到文革式政治社會狀況，而全面否定「改革開放」的衝動與勢能。
其言其行，已然造成普遍不安，一定意義上的社會恐慌，並導致了一種將中國拖進「全面內戰」狀態的可能性。經濟下滑，資金外逃，官場懈怠，底層乏力，精英移民，知識界人人自危，新聞出版行業不知所措，就是這一不安與恐慌的晴雨錶。因此，阻遏這一態勢，拆解這一可能性，防止中國社會政治狀態的持續惡化與全面倒退，蔚為當務之急。
此處所說的「全面內戰」，非指武裝交火，而是說法政哲學意義上，以敵我關係歸類與規訓國民，將鬥爭哲學和「你死我活」適用於國家政治，特別是公然指向知識界、律師、新聞出版從業者和民營資本，從而，導致全體公民政治上的非和平共處狀態。由此，造成一種「人自為戰」陣勢中基於敵意的緊張、防範與恐懼的政治狀態，乃至於殺伐欲望，而非公民友愛與團結，在尤其表現為言論大幅收窄甚或噤聲的狀態中，結果是大家共同失去安全感，喪失對於政治前景的任何確定性預期，普遍恐懼遂籠罩人心。嚴重的官民對立和對於公共權力的徹底的不信任、社會撕裂與輿論極化，不過為其表像。
文革式思維回歸 敵我鬥爭壓過公民團結
其端倪，其理路，總括而言，大約表現在下述五個方面。
第一，現有體制在「維穩體制」基礎之上，正在一步步地，疊加上「戰備體制」，而形成「維穩」向「戰備」演進的體制形態。本來，百多年來的中國，歷經戰爭、革命與各種酷烈政治運動，長久罹陷於一種異常政治狀態，生死輪回，生民塗炭。只是晚近三十來年間，放棄革命、戰爭與運動思路，解構內政上的敵我界限，以和平建設與改革開放為重心，進而倡說和諧，著意營造全體公民政治上的和平共處意象，這才逐步有望迎來一個常態政治狀態，中國這也才邁進或者正在進入常態政治時代。托此之庇，國家與個人，大家好歹有些安全感，口袋裡才剛剛有了點兒錢，溫飽不愁，科教事業逐步復蘇與發展，慢慢過上了好日子。
但是，最近幾年，隨著西方向右，中國進一步向左，不僅周邊關係吃緊，大國博弈緊繃，更主要的是，國家政治中的敵我思維重新上陣，導致原來的「維穩體制」疊加上了「戰備體制」。就是說，此處之「戰備」，不僅旨在迎應國家間政治，防範外敵入侵，隨時準備打仗。——畢竟，當今世界體系依舊是一種自助體系，浩瀚如中國這樣的大國復興與重新崛起，當然意味著世界體系與全球秩序的重組，從而，必然引發有關國家的醋意與敵意，中國不想惹事，但必需有所回應——而且，不寧唯是，更主要的是，似乎指向內政，旨在找出、標定並懲罰「敵對勢力」，將不同理念、價值與意見的表達，乃至於一般純粹基於物質利益訴求的公民維權行動，悉數當作敵對勢力與敵對行動，時刻防範，隨時準備「狠狠打擊」，則政治形態一時間重新面臨不確定性，而造成的一般大眾心理感受的不安，擔憂「常態政治」未曾完全落地，「異常政治」又回來了，遂順理成章。就是說，大家擔心是不是又要搞階級鬥爭，搞鬥批改，搞運動。甚至乎，順此戰備體制思路往下走，所謂「先軍政治」，也在中國出現了苗頭。由此，東亞的軍備競賽，遂成事實。實際上，國際形勢緊繃與內政吃緊，從來就是互相強化，而終究難免彼此惡化。
